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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微文，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亚太区零售和餐饮业务主席

布鲁诺（Bruno Lannes），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

刘湘平，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工业品、制造和汽车业务主席

孙超，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

内容提要：

· 目前，中国约占全球制造业总销售额的40%，已连续15年位居世界首位，这一规模优势难以复制。

· 中国的制造业基础已经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创新体系，融合了长期战略布局、生态体系建设、强劲的创业活力，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一创新试验场。

· 在电动汽车和生物制药行业，中国正在重塑产品定义、研发节奏、商业化模式，乃至行业竞争的底层逻辑。

· 跨国企业应根据中国在相关行业中的角色，调整自身战略：中国既可以是重要市场（“深耕中国、服务中国”），也可以是创新与制造能力的输出源头（“立足中国、服务全球”）。

在谈及中国的发展时，制造规模与创新能力常常被分而论之，但二者实则密不可分。过去四十年来，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之一，并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庞大的工程人才储备，形成了全链条供应链体系，并展现出强大的执行力，为“创新产业化”筑牢了坚实根基。

中国的创新领先优势体现在两个不同层面：

- 从1到100的跨越（快速规模化）

中国已具备成熟能力，能有效缩短从发明创造、工程设计、商业化、迭代优化到规模化的全链路周期。凭借速度与成本双重优势，中国企业能以比许多全球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实现成熟创意的产业化落地。从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到消费电子、工业设备等诸多行业，这一优势早已确立、尽显无疑。

- 从0到1的突破（前沿创新）

中国的另一项新兴优势，是能够推动真正的前沿发明，而不仅仅是依托制造生态开展创新。尽管这一能力尚未广泛普及，但在生物制药等领域已经开始显山露水。如今，中国在首创候选药物中的占比正在节节攀升。

在多个行业中，中国正越来越多地率先跑通成功产品、商业模式与运营模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实现了向全球市场的反哺与输出。

中国产业演进重塑全球格局

中国的产业崛起有目共睹。中国约占全球制造业总销售额的40%（图1），在空调、家电、纺织品等多个品类的全球产量中占据主导地位。即便在汽车等全球化布局的行业，中国也已跃升为主要的生产与创新中心。在民用无人机、锂电池、高铁、工业机器人等多个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域，中国更是跻身全球领先生产国之列。

更重要的是，中国将庞大的产业规模转化为驱动学习与能力提升的引擎，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产业化、规模化”转变。

在这一环境下，竞争优势越来越多地源自“创始人精神（Founder's Mentality®）”所代表的核心能力，比如创业紧迫感、规模化能力与敏捷速度。中国既孕育了大批规模化新锐企业，也在部分行业中以这类企业的方式运作：将初创企业的活力与核心资产相结合，推动创意迅速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规模化是企业发展过程中最具挑战、也最具价值的阶段之一，而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市场，企业可以在这里打造、验证规模化能力，并内化为长效机制。

这些优势并非体制下的必然结果，而是战略选择的产物。以微信为例，它已经从即时通讯延伸到支付、商业、政务服务等领域，而WhatsApp基本仍是即时通讯工具。这一对比，体现了掌控全链路客户关系的战略价值。

图1

资料来源：S&P Global

制造业是中国创新的沃土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创新引领者，并非脱离制造业基础独立实现，恰恰是依托深厚的制造业积淀发展而来的。正是这种坚实的制造业根基，为中国铸就了四大长期优势：

1、卓越运营实力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积淀了世界一流的工艺与制造专业能力，并在服务全球客户、接轨国际标准的过程中持续打磨提升。

2、全产业链覆盖

中国打造了高密度的生态系统，打通了端到端全产业链。在汽车行业，中国实现了从基础零部件、工装模具到总装、采购、物流的全链条覆盖；在生物制药行业，生态体系串联起了基因组研究、药物发现平台、合同研究组织（CRO）、临床试验基础设施、规模化合同开发与生产组织（CDMO）等环节。

3、协同配套枢纽

产业集群、生态协同与基础设施优势，让中国企业能够快速调动各类资源。

4、知识传导机制

教育体系与知识共享机制助力制造经验沉淀转化，推动企业快速发展成熟。

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这些优势便形成了不断自我强化的飞轮：那些推动中国制造引擎发展的驱动力，也在为创新引擎注入动能（图2）。

图2

资料来源：贝恩公司

当各项条件形成合力时，中国的创新飞轮便会积蓄动能、加速运转。但需要注意的是，驱动飞轮的各项要素，不一定能简单地移植或复制到其他市场。

核心驱动要素包括：

1、公共机构

锚定长期发展方向，建设基础设施，支持基础研究，协调生态体系。

2、地方政府与生态参与者

发挥催化作用，提供创投资金，并根据行业与地方需求，联动供应商、高校、投资者、人才与产业集群（经济学家金刻羽在新作《新中国方略（The New China Playbook）》中，将这种模式称为“市长经济”。）

3、创业者与企业

承担创新风险，投入产业资本，保持敏捷应变，注入竞争活力。

4、底层支撑体系

中国的教育体系、深厚制造经验与庞大的国内市场共同构成了底层支撑体系。

每个领域的突破都会产生复利效应，让供应网络更密集、人才储备更庞大、投资者信心更强劲、后续投资落地更迅速。久而久之，整个体系便会形成自我强化的正向循环，在市场需求、产业能力与创业活力同频共振的领域，提升规模化的成功概率。

单靠公共政策并不能确保实现这些成果，也不是所有驱动要素都能照搬到全球市场。定向资本投入、补贴与协调的产业政策高度依赖本土环境，难以复制到其他国家；而中国速度、生态密度与执行力，具有更广泛的借鉴意义。

这种自我强化的澎湃动能，在核心创新指标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目前，中国的本国居民专利申请量、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毕业生人数，均位居全球首位（图3）。

生态建设样本：“合肥模式”

合肥是地方产业生态建设的典范。该市通过投入创投资金、建设基础设施、打造产业集群、培养专业人才、深化产研合作等方式，围绕六大支柱产业构筑起坚实的能力体系：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生物制药、智能家电与高端装备。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存储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都是这一模式下培育出的代表企业。

截至2025年，合肥研发投入强度达4.11%，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地区生产总值自2000年以来增长近43倍，达到约1.42万亿元。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出的比重超过一半，助力安徽省在2026年上半年跻身全国GDP十强省份。

图3

注：STEM涵盖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学位。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IS）；欧睿国际；欧盟统计局（Eurosta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贝恩分析

飞轮效应案例：中国如何重塑电动汽车竞争格局

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生动诠释了中国如何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推动创新产业化、商业化和规模化的重要引擎。

自21世纪初以来，有三大力量共同推动了创新飞轮的运转：

· 国家与地方政策：通过布局充电基础设施、出台油耗与排放标准、扶持整车与零部件企业、推出市场激励政策、简化行政审批流程，为行业发展锚定方向。

· STEM教育体系：培育了深厚的技术人才储备，而智能手机和电池制造领域所带来的专业经验积累，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优势。

· 创投与科技企业：加速了产业集群的形成，为行业持续输送工程师、资本支持与竞争活力。

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链，从设计之初就着眼于快速规模化。短短十年间，中国已经发展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并在产业链的大多数环节都成为领先供应方。如今，中国企业不仅在整条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更是在电池、电动动力总成这两个价值最高的环节确立了领先优势。

中国提升了全球电动汽车的性能标准，甚至开创了软件定义汽车、先进电子电气架构等全新产业赛道，同时抬高了电池技术与成本管控的门槛。此外，中国电动汽车整车厂的产品开发效率大幅提升，能够更快响应市场需求并推出新产品。

中国不再只是高效的全球电动汽车制造基地，也在多个方面成为推动电动汽车创新与产业发展的重要阵地。

生物制药行业的飞轮效应

生物制药行业是中国创新飞轮发挥作用的又一力证。中国依托监管制度改革、人才梯队建设、CRO/CDMO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市场准入，成为了全球生物制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目前，中国新启动的临床试验数量已超过美国。2019至2024年，中国首创新药的获批数量实现约25%的年复合增长率。2026年，在全球生物制药授权交易总额中，来自中国的创新药资产有望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而2025年这一比例约为50%，五年前更是不足5%。

这一发展势头从多项授权交易中可见一斑：默沙东与科伦博泰达成合作，首付款为1.75亿美元，潜在里程碑付款最高可达93亿美元；百时美施贵宝与SystImmune也达成合作，首付款为8亿美元，潜在总交易额最高可达84亿美元。

这场转型并非一日之功，而是数十年积淀的结果。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雄厚的化学人才储备与大批海归人才，助力中国搭建起世界一流的CRO/CDMO生态体系。2015年启动的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加强了临床数据标准，加快了创新药审评速度，并推出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2017年，中国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协调会（ICH），进一步推动研发标准与全球接轨。自2018年以来，带量采购压缩了仿制药的利润空间，但港交所第18A章上市规则、不断扩大的创投与私募融资规模，为创新生物科技企业提供了源头活水。在这些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医药产业从以仿制药与生产为主，逐步转向以创新药研发为核心的发展模式。

在电动汽车行业，中国的竞争优势覆盖产品研发、生产与商业化等多个环节，而在生物制药行业，成功最终取决于临床疗效、研发速度与成本效率。如今，中国生物制药最突出的优势，在于其生态系统的竞争力，以及更快、更低成本的药物研发能力。缩短药物研发周期，已成为跨国药企与中国开展研发合作的主要原因。

展望未来，AI将在药物发现与应用落地两端进一步放大这些优势。将AI深度嵌入中国的实验室、CRO与临床基础设施，有望加速药物发现与研发进程，帮助快速验证潜力候选药物。从更广泛的维度看，中国在AI的工业、现实世界应用上具备明确优势：深厚的制造业基础、强大的供应链实力与充足的工程人才储备，能够将AI模型转化为落地解决方案。

创新飞轮的成本与局限

推动中国形成竞争优势的创新飞轮，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成本与局限。当地方激励政策、基建投资、创投资金与创业活力形成合力时，各个行业可能会在需求尚未充分释放之前就提前扩张产能，尤其是在高速增长的行业中。这可能会引发激烈的价格竞争，并带来沉重的利润率压力。

这一现象在电动汽车与锂电池市场已有所显现：产能的快速扩张有时已经超越了实际需求。规模并不必然转化为健康的投资回报；随着时间推移，竞争压力可能推动产能再平衡和行业整合。

跨国企业的两大战略路径选择

过去二三十年，大多数跨国企业都奉行“深耕中国、服务中国”战略，而且对不少企业而言成效显著。对于以服务中国市场为核心目标的企业，这一战略依然适用；而其他企业则可以重新评估：中国能否提供推动全球战略的相关能力或合作机会。

如今，中国正在重塑多个行业的经济逻辑、发展速度与创新轨迹。跨国企业应当分行业研判，“立足中国、服务全球”战略是否符合自身定位。有些企业可以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有些可以选择性吸纳中国的能力；还有些可以选择有限度的业务整合，甚至不做业务整合。目标不是复刻中国的体系，而是识别哪些能力（如有）与自身相关、可以迁移，并且符合企业的风险偏好与战略意图。

路径一：“深耕中国、服务中国”（China for China）

选择“深耕中国、服务中国”战略，往往需要在产品定义与技术审批方面赋予中国团队自主权，搭建本土化技术栈，按照中国速度推进产品开发。在电动汽车行业，这一战略主要体现在建立本土合作关系、打造本土化电子架构、提升产品开发效率等。例如，博世近期与蔚来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智能电动汽车核心技术领域展开深度协作，合作领域涵盖线控底盘及电池管理系统等核心技术，包括制动控制、转向系统、驱动系统，以及车身电子与感知模块等领域”。

在生物制药行业，“深耕中国、服务中国”意味着深度融入中国创新生态，因地制宜地调整研发与商业化模式，从而提升市场准入能力。全球头部药企纷纷在中国布局研发能力，与中国机构进行合作，并不断提高中国临床试验的占比。贝恩"临床试验客户之声"调研覆盖了80家总部位于美国的CRO和药企申办方（约45%为跨国企业），调研显示，45%的受访企业与中国医疗中心或试验机构网络有合作，43%与中国CRO有合作。

此外，“深耕中国、服务中国”战略还可能需要重组传统低利润业务，在必要时做好数据与知识产权（IP）的隔离，并通过合作或合资方式接入本地供应链、获取本地能力。归根到底，具体采用哪种模式，将取决于知识产权、数据、监管要求、贸易规则与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

路径二：“立足中国、服务全球”（China for the world）

“立足中国、服务全球”战略依托于中国的创新与卓越运营能力。中国的制造网络成为自动化与敏捷生产的试验田，并以相关技术反哺全球供应链。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可引入中方资本或战略投资者。

这一模式的核心是挖掘可以推广到全球的能力，比如卓越制造、速度优势、供应商整合与创新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照搬中国运营环境中的所有要素。此外，该模式是可选项而非必选项，是否适用取决于行业特征、企业地位与风险偏好。

电动汽车行业正是这一模式的生动写照。中国整车厂纷纷扬帆出海，有些还与欧洲传统车企探索出全新合作模式，后者希望借此获取中国的电动汽车架构、软件、成本工程，以及高效的产品开发与上市能力。例如，Stellantis收购了零跑汽车20%股份，并以51:49的比例成立合资公司“零跑国际”。该合资公司最初聚焦海外销售与分销，助力零跑拓展海外版图；此后，双方的合作拓展到在西班牙开展联合生产，并开发一款新型电动汽车，该车型搭载零跑的电气架构与电池技术，并融合Stellantis的设计与底盘工程能力。

特斯拉在华业务表明，高效率、低成本的工厂，加之创新活力充沛的中国市场，能够有力支撑全球出口业务，加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同样，苹果与富士康、立讯精密的生产合作，也体现了更广义的“立足中国、服务全球”模式：苹果的全球产品深度受益于中国的规模优势、供应商密度与卓越运营能力。

这些案例说明，企业不仅可以把中国视为重要市场，也可以将其作为制造平台与学习阵地，从中汲取创新能力，提升全球业务表现。

生物制药行业也在朝相似方向发展，但实现机制有所不同。按资产数量计算，在大型药企目前引进的创新管线中，近三分之一源自中国；全球排名前十的跨国药企中，大多数在近期与中国生物科技企业达成了至少一项授权交易。

随着市场的演变，有些合作模式会选择性地结合两条路径：在机会和风险状况允许的情况下，企业既可以深耕中国市场，同时也能从中国获取技术、速度、成本优势或创新能力，从而反哺全球业务。

中国发展新篇章

过去，中国被视为“世界工厂”。如今，中国正日益成为产业孕育、标准制定、运营模式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在所有前沿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也不代表全球竞争对手会止步不前。中国凭借制造深度、创新能力、创业活力与市场规模的叠加效应，打造出了强劲的创新引擎。尤其是在市场规模、产业能力与生态协同三者形成正向共振的领域，中国在推动创意的产业化、商业化与规模化方面，展现出独一无二的能力。

对企业领导者而言，其中的启示显而易见：不应只从成本、产能、市场准入的视角看待中国。在特定行业中，中国还可以成为能力提升引擎。积极拥抱这一引擎、保持清晰边界的企业，将有望提升全球竞争力；而与中国市场关联度较低、或面临较高风险的企业，也可以合理选择其他发展路径。

企业领导者应当评估自身业务受中国转型的影响程度，研判行业竞争底层逻辑的迭代速度，以及当前战略是否符合企业的目标、风险偏好与在华业务布局。

在本系列的第二篇文章中，我们将回答这些问题，通过分行业的深度透视，剖析哪些行业受中国转型的影响最深，以及这种影响将如何改变企业的业务组合、运营模式与合作决策。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影响企业对全球竞争力的思考方式。其中的机遇和挑战在于：明确中国的能力在哪些领域至关重要，企业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获取这些能力，以及这些能力在哪些情况下无法复制到其他市场。

作者谨向陈旭菲、Parijat Ghosh、Richard Fleming、Vikram Kapur、Brittany Rodriguez和Kristin Moneyron 致谢，感谢他们为本文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