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丁杰先生荣膺“领英全球影响力人物（LinkedIn Influencer）”称号，并受邀成为领英专栏作家，推出全新管理专栏《另辟“杰”径》，分享贝恩公司关于领导者如何在商业变革潮流中构建未来企业的最新思考和见解。

领英全球影响力人物（LinkedIn Influencer）采用遴选邀请方式，由全球 600 多位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领导者和创新者组成，包括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维珍（Virgin）品牌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玛丽·博拉（Mary Barra）女士、贝恩公司全球总裁曼尼·马瑟达（Manny Maceda）。

在中国，目前共有20多位商界领袖被授予领英全球影响力人物称号，包括：创新工场董事长兼CEO李开复、复星集团创始人郭广昌先生、携程创始人梁建章、博世中国执行副总裁李晓虹女士等，通过定期在领英专栏中分享最新的商业洞察，各位读者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交流。

今天，我们将与大家分享丁杰先生在《另辟“杰”径》领英专栏中的最新文章《从蚂蚁集团上市看规模化新生势力企业》。

近期，蚂蚁集团的上市风波引来多方关注。而在此前，蚂蚁的估值已超过2万亿，作为一家起步于2004年成立的支付宝，成立于2014年的新兴企业，其在短短十几年间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庞大，令人瞩目。

从企业形态发展的角度来看，蚂蚁集团代表了一个新商业时代的崛起：更快、更灵活和以客户为中心的新型公司的迅速发展，正在逐步瓦解和颠覆当下注重存量增长而非业务构建的股东至上时代。基于贝恩多年来在全球针对企业管理潮流的研究，我们将这个时代定义为：规模化新生势力（Scale Insurgency）时代。

顾名思义，我们不难了解这个时代的两大主要特征：规模化与新生势力。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新时代的崛起？这种时代的转变对企业管理者意味着什么？这是今天我想与各位共同探讨的话题。


贝恩公司长久以来的观察发现，自工业革命以来，几乎每隔50年左右，商业世界就会出现一次管理理念的变革，并引领时代性的企业重构。

18世纪下半叶，第一次工业革命孕育了现代公司的雏形，工厂制度逐渐形成，是现代公司的前身。此后，规模化的学徒制（1790s-1830s）发展迅速，得益于资本原始积累，以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 Field）为代表的实业家率先提出了“顾客就是上帝”理念，开创了早期工业家（1830s-1870s）时代。基于生产力和资本高度集中，以垂直和水平整合为特征的垄断组织带领企业步入托拉斯时代（1870s-1920s）。20世纪20年代，由创始人主导的公司开始让位于专业化管理的股份制公司（1920s-1970s），公司规模迅速发展壮大，结构也愈发复杂、多元。

20世纪70年代中期，资本自由化的开放标志着股东至上时代正式拉开帷幕，其特征为重视为股东创造价值，例如公司通过剥离非核心资产、采用并购手段，汇总核心业务，外包非核心业务，从而提升资本回报率并向股东分配利润。很快，股东至上主义被广泛接受，因为其不仅为公司重组提供了理论支撑，还成为高管期权激励计划的依据，得到了公司高层管理者的大力拥护。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通常是具有颠覆性的。大约100年前，托拉斯被专业化管理时代所取代，这一转变对于美国企业而言是一道分水岭：政府在反托拉斯案件中的胜率高达80%，导致之后20年托拉斯组织大规模消失。此后，管理类职位使数百万人脱离了单纯的资本和劳动力角色，创造了全新的职业。

再看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相较发达国家，中国企业萌芽较晚，并未按部就班地经历上述所有的企业形态。上世纪80年代前，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崭新的商业环境推动了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大部分企业试点专业化管理。相较国外企业，中国企业实施专业化管理整体上晚了约60余年。进入90年代，伴随中国股市正式揭开篇章，部分中国企业也踏上了“股东至上”之路。

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中国市场呈现出更加复杂、多样的特性，造就了中国企业特有的形态和发展格局。一方面，每个时代周期被极大缩短，加速了管理理念迭代升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市场庞大，出现两种甚至多种时代特征共存的现象，而非完全替代。伴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一批领先于世界的规模化新生势力正在茁壮成长。


回顾过往的每一轮企业形态的更迭，都有着不同的因素所驱动。但归根到底，真正核心的驱动因素无外乎两个——技术、资本。

在现代企业雏形阶段，技术的发展开启了工业革命，机械逐渐取代人力。从此，全球进入了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时代。而当技术发展进入稳定期，突破性的科技创新逐渐变少时，大量资本和劳动力密集的工业行业迅速崛起，形成各自领域内的托拉斯。

而在专业化管理时代，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愈加紧密。这个阶段，技术的发展为企业带来了管理的便利性。而在资本的影响下，企业开始更为追求规模效应，以实现更低的单位成本。

之后，随着革命性技术发展的再度停滞，企业在资本的推动下来到了股东至上的时代，特点是以“资本雇佣劳动”。然而，资本的短视与对于利润的追求也引发了诸如贫富差距、经济危机等社会问题。这些压力所累积的影响酝酿着另一场深刻的时代变化——规模化新生势力时代。

在新时代下，我们看到一群非常年轻的企业，在包括现代通信、互联网、大数据、智能算法等新技术的支持下，以更快、更灵活的姿态迅速地站到了舞台的中央。

这群“规模化新生势力”企业的一大特质是规模巨大但行动迅速，既有成本规模效应，也有足够的发展速度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上保持不败地位。在这些企业身上，我们看到，例如创意、知识、品牌、内容、人才等无形资产的投资规模往往大于有形资产，它们以极低甚至接近于零的边际成本，与传统老牌企业进行竞争，给行业带来颠覆性的挑战。

尽管投资无形资产能够带来扩展效应和更大规模的协同效应，但同时也会产生沉没成本，形成投资外溢。在当前的重构格局之下，我们认为，数据、科技才是最重要的驱动力。只有那些拥有数据，并且将数据能力最大化的公司，才会在规模化新生势力时代重构浪潮中脱颖而出。

以上图为例，横轴是每位员工对应的市值，纵轴是每单位资产所对应的市值。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在象限中脱颖而出、拥有海量数据、拥有真正高价值资产的公司，在当前全球的经济体系下，已经爆发出了极高的价值，并且与许多传统行业的差距越拉越大。

这样的变局，重新洗牌了全球市场力量，同时也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环境。在许多传统行业市场创造力不足的时候，互联网抓住了机遇，而中国企业则抓住了互联网。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企业充分利用了中国庞大的人口与市场，终于迎来了用户数据的高光时刻，孕育了一批规模化新生势力企业代表。

以小米为例，小米的成功秘诀——用户共同参与产品迭代升级，反映出 “新生势力”企业的商业思维：第一时间洞悉、掌握用户心智，反哺开发和设计，削减营销成本，构建良性的企业生态圈。

然而，由于核心驱动力——技术与资本——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规模化新生势力企业也显现出许多与早期时代相似的特征。例如，一些规模较大的新生势力企业的做法展现出托拉斯时代的行为模式。在资本的驱动下，他们尽其所能，扮演着整个行业的领军人，同时注重于股东与客户利益。但颇具争议的是，有人认为他们的做法无异于在追求托拉斯时代的行业主导地位和垄断力量。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19世纪初期大规模学徒制的影子，他们将重点放在“匠人精神”上，以专业知识与技术为基础，提倡终身学习。谷歌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些企业眼中，技术是更为重要的驱动力。


鉴于各行业变化速度和程度的不同，向规模化新生势力时代的演变或并存也可能持续10-20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过程不会很温和，换句话说，这将是一个“大转变”。例如，从蚂蚁集团的上市风波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规模化新生势力企业的野心。这对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已经敲响了警钟。

不可否认的是，在新的时代，数据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而针对规模化新生势力的新的运营模式也正在逐渐形成。这种模式将去芜存菁，既能保留专业化管理时代的优势，又能同时纠正不利于业务发展的系统刚性。我将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继续与大家分享更多内容。